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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島的悲劇
Freely adopted from the CUHK's newsgroup
復活節島是地球上最孤獨的一個島嶼。這個面積僅有163平方公裏的三角形小島位於東太平洋，往東越過3600公裏的海面才能見到大陸（智利海岸）。它離太平洋上的其他島嶼也相當遙遠，離它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島嶼是皮特凱恩島，遠在西邊2000公裏處。遲至1722年4月5日，該島的原居民才與外界有了接觸，那是由荷蘭航海家雅可布·洛加文（Jakob Roggeven）率領的一支114人的三艘戰艦。洛加文發現它的時候，在海圖上用墨筆記下了一個點，在旁邊寫上“復活節島”，因為這一天正好是基督教的復活節。從此該島以“復活節島”為人所知。但是現在人類學界一般將它叫做拉帕努伊島（Rapa Nui），這是十九世紀中葉波利尼西亞人對它的稱呼；島上原居民被稱做拉帕努伊人，他們講的方言被稱做拉帕努伊語。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原居民除了把這個島嶼稱做特凱恩加（te kainga）意即“大地”之外，還有沒有特別的名稱。據說，有一種從其祖先傳下來的名稱叫“特－皮托－特－何努阿”（Te-Pito-te-Henua），它一度被譯成“世界的肚臍”，這個說法引起了許多人浮想聯翩，比如國內有一篇宣揚神秘現象的文章就以此為例：
“令人驚訝的是，復活節島的居民稱自己居住的地方為‘世界的肚臍’。這種叫法，一開始人們並不理解，直到後來航天飛機上的宇航員從高空島瞰地球時，才發現這種叫法完全沒錯－－復活節島孤懸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確實跟一個小小的‘肚臍’一模一樣。難道古代的島民也曾從高空俯瞰過自己的島嶼嗎？假如確實如此，那又是誰，用什?飛行器把他們帶到高空的呢？”
但這個“世界的肚臍”未必指全島，可能僅指島上的火山口，那就沒什?神秘之處了。而且據語言學家W·邱吉爾的考證，這個稱呼的準確含意可能是“大地的盡頭”。
不過復活節島的確有很多奇怪的地方。它位於南緯27度，屬亞熱帶，氣候相當暖和。它是在大約一百萬年前海底的三座火山噴發形成的。火山灰是有利於種植的富饒土壤。在理論上，它應該和其他波利尼西亞人的島嶼一樣，是個天堂樂園。但是，洛加文對它的第一印象卻是一個荒島：
“我們起初從遠距離觀察，把復活節島設想成了一塊沙地；這是由於我們將枯萎的野草或其他枯幹、燒焦的植物都當成了沙土，因為它的荒涼的外表只給我們特別貧瘠的印象。”
洛加文的第一印象相當準確。復活節島是一個草原，沒有任何高於3米的樹木。植物學家在島上只發現了47種土生土長的高等植物，大部分是草本、蕨類，只有四種矮小的灌木。野生動物中，除了外來的老鼠和一種小蜥蜴可能是本土的，沒有任何一種大過昆蟲。它甚至沒有本土的蝙蝠和陸地鳥類。至於家養動物，則只有雞。居民主要靠栽種甘薯、甘蔗和香蕉為生。
當時的人口據估計只有2000人，顯然屬於波利尼西亞人，講波利尼西亞的方言：英國航海家庫克船長在1774年訪問該島時，隨行的一個塔希提人可以跟島上居民交談。然而，盡管波利尼西亞人以高超的航海技術聞名於世，連西方殖民者也不能不嘆服，洛加文卻發現整個復活節島只有三、四條簡陋的小劃子，長僅3米，最多乘兩個人，用小木板簡單地綁在一起，漏水很厲害，需要一邊劃一邊戽出船裏的水。這樣的小劃子只能在岸邊行駛，根本不可能到深海去。
然而，就是在這塊貧瘠、落後的土地上，卻誕生了大批被當地人稱為摩艾（moai）的巨大石像。目前已發現的摩艾有887尊，大多數是在一個采石場雕刻，其中有288尊雕刻完了之後曾經被成功地運到稱為阿胡（ahu）的海濱祭壇立在上面，運輸距離有的遠達10公裏。有397尊還未雕刻完扔在采石場，其余的 92尊則遺棄在運輸途中。它們大部分是用比較軟和容易雕琢的凝
灰巖（火山灰凝固形成）雕刻的，小部分用其他的火山巖雕刻。摩艾平均高度約4米，平均重量約 12.5噸。最大的一座高21.6米，重160-182噸，但沒有完工而遺棄在采石場。完工的摩艾中最大的高9.8米，重約74噸。沒有兩個摩艾完全一樣，但大部分都根據同一個樣式雕刻，最底下只到髖部，手臂垂於兩側，兩手十指拉長護住腹部。摩艾的頭部也被拉長，並總是向前註視前方。大部分摩艾有長耳朵、大鼻子、薄嘴唇、深眼窩。有的眼窩中鑲有用珊瑚做的眼白和深色石頭做的眼珠。大約50-75尊摩艾頂上還加了一個稱為普卡奧（pukao）的用紅色火山巖做的石帽，也可能是代表頭發。
顯然，摩艾是復活節島上最引人註目也最使人疑惑的風景。洛加文寫道：“這些石像使我們震驚，因為我們無法理解這些人沒有大木頭可以制作任何機器和結實的繩子，卻怎?可能立起這些石像？”洛加文的疑問，到現在還不斷地被人提出，也不斷地有人試圖給出種種答案。特別是那些神秘現象、天外來客、“史前文明”的宣揚者，更是把復活島上的摩艾拉來當證據。比如臭名昭著的丹尼肯，就聲稱這些石像是外星人用超現代的工具制作的，他們因為飛船失事被困在復活節島上，豎起這些石像向同類求救，救援飛船來了，他們便匆忙地離開了小島。
這種毫無根據的幻想不值一駁。島上采石場可以找到許多用玄武巖制作的石斧，當地人稱為托其（toki），因用鈍了而丟棄。摩艾就是用這些石器雕刻出來了。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著名挪威考古學家海爾達爾（Thor Heyerdahl）曾雇了6個當地人用這種石斧雕刻一座摩艾。他們幹了三天就辭職了，但是根據其進程估計，這六個人用十二到十五個月的時間就可以雕刻出一尊摩艾。如果要雕刻最大的摩艾，也不過只要20個人工作一年。自五十年代到現在，考古學家們也不斷地組織人馬用原始的辦法搬運、樹立摩艾或復制品，美國考古學家範提爾伯格（Jo Anne Van Tilburg）設想古拉帕努伊人在搬運時，把摩艾放在木橇上，底下墊一排木頭當輪子，地面灑水減少摩擦。她用計算機模擬，發現用大約70個人以木頭、繩子為工具，用這種方法花5天時間就能搬運、樹立一尊重約10噸的摩艾復制品。在1998年4、5月間，人們在復活節島上實地模擬了整個過程，並被拍成電視片。考古學家們對古拉帕努伊人是怎?搬運、樹立摩艾的頗有爭議，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拉帕努伊人具體用的什?方法，根據當時的條件，是完全可以用幾十個人搬運、樹立一尊普通大小的摩艾的，並無神秘之處。問題在於：木頭、繩子是從哪裏來的？在貧困之中的島上居民怎?可能有功夫來雕刻、搬運這些巨大的石像？為什?又突然停止了這項活動？
可惜的是，在與歐洲人接觸之前，拉帕努伊人並無文字，也就沒有歷史記載可以明確回答這些問題。復活節島上有一種奇怪的象形文字，稱為朗格朗格（rongorongo），意思是“會說話的木頭”，刻在木板上。但是按新西蘭語言學家斯蒂芬·費歇（Steven Fischer）的說法，這是在1770年西班牙人訪問該島之後，受其影響才發明的。他在1996年成功地將其破譯，發現它們只是記錄了祭祀頌歌和創生故事，並非歷史記載。
但是通過考古，我們還是可以大致了解復活節島上的歷史變遷。語言隨著時間的推移會發生緩慢的變化，通過比較同源語言的差異，可以估算它們分離的時間。前面說過，拉帕努伊語是一種波利尼西亞語的方言，通過與其他波利尼西亞語的比較，語言學家們推測這種方言誕生於大約公元400年。根據放射性同位素法的測定，島上大約在公元400到700年間開始有人類活動。1994年，生物學家從12具古拉帕努伊人的余骸提取出DNA，確定他們的確是波利尼西亞人。島上的風俗習慣，種植的植物（香蕉、甘薯、甘蔗、芋、櫧），養的動物（雞），也都是波利尼西亞人的特征（這些動植物除了甘薯最初起源於南美，又都可以追溯到波利尼西亞人的起源地南亞）。因此，現在考古學界普遍認為，拉帕努伊人是在大約公元400年漂流到復活節島的一批波利尼西亞人的後代。
當這些波利尼西亞人剛移居到復活節島的時候，這裏的確是個小天堂。我們通過花粉分析可以推測古代的植被情形。池塘或沼澤地中的沈澱物是按時間遠近沈積的，越上面的年代越近，越下面的年代越久遠。每一層沈澱物的絕對年齡可以用放射性同位素法測定。在顯微鏡底下分析沈澱物所包含的花粉，鑒定其種類，計算其數量，就可以知道當時的植物分布情況。據此我們知道，復活節島在早期並不是一塊荒地，而是一片茂密的亞熱帶森林。在森林中，生長著一種刺蒴麻屬植物哈兀哈兀（hau hau），其纖維可以用來制造繩子。還有一種特有的樹木名叫托羅密羅（toromiro）樹，木質堅硬，可以用於燒火和制作木雕。而數量最多的是一種大棕櫚樹，這種樹在復活節島上早已滅絕，但是與智利酒棕櫚樹很相近，也可能是同一種。這種大棕櫚樹樹幹筆直，可以長到25米高，直徑2米粗，是用於運輸、樹立石像和制造大船的良好材料。而且，這種棕櫚樹結的果子可以食用，樹漿可以生產糖漿和釀酒，是重要的食物來源。
動物的情況又如何呢？考古學家們可以通過挖掘、比較地層裏古代遺留的垃圾堆中的動物骨骼加以推測。一般來說，魚類是波利尼西亞人的主要食物，魚骨頭一般會占垃圾的90％以上。但是，復活節島位於亞熱帶，與熱帶相比氣候過於寒冷，不適於魚類聚集的珊瑚礁生長，其險峻的海岸線也不適合於淺海捕魚，因此魚類一開始就不是拉帕努伊人的主要食物，從公元900年到1300年，魚骨頭在拉帕努伊人垃圾中的含量少於四分之一。相反的，在所有的骨頭中，幾乎有三分之一是海豚骨頭。在其他地方波利尼西亞人的垃圾中，海豚骨頭在垃圾中的含量從來就沒有達到1％。不象其他波利尼西亞島嶼，復活節島上沒有大型的動物，連家養的豬、狗也沒有，因此海豚是拉帕努伊人能抓到的最大的動物，成了他們的食物蛋白的重要來源。但是海豚只生長於深海中。這意味著拉帕努伊人曾經能夠建造大型的船只用於到深海捕捉海豚。這些船只顯然是用大棕櫚樹的樹幹制造的。
考古學家還發現，海鳥也是早期拉帕努伊人的重要食物。在人類到達之前，復活節島沒有鳥類的天敵，成了海鳥最適宜的繁殖地。曾經至少有25種海鳥在這裏築巢繁殖，可能是整個太平洋中最繁盛的鳥類繁殖地。貓頭鷹、鸚鵡等陸地鳥類也是早期拉帕努伊人的食物，考古學家在古代垃圾中發現了至少6種陸地鳥類的骨頭。同時，跟著拉帕努伊人移民的波利尼西亞老鼠也是拉帕努伊人的盤中餐。此外，垃圾中還有一些海豹骨頭，表明復活節島可能曾經也有過海豹。
總之，早期拉帕努伊人發現的是一塊物產豐富的豐饒的土地。他們的人口快速地增長，在大約1680年人口膨脹到了大約8千到2萬人。他們無節制地開發、使用資源。在公元1200－1500年間，他們大量地建造摩艾。然而，花粉分析表明，早在公元800年，森林的毀滅已經開始。從那時候起，地層中的大棕櫚樹和其他樹木的花粉越來越少。進入15世紀後不久，大棕櫚樹最終在島上滅絕了。大棕櫚樹的繁殖相當緩慢，其種子要過六個月到三年才能發芽，發芽後的生長也非常慢。甚至在最好的自然條件下，一個大棕櫚樹林的再生也需要很長的時間。流竄來的老鼠對大棕櫚樹的再生起到了破壞作用，在島上洞穴中發現的幾十個大棕櫚樹果實都是被老鼠吃過而無法發芽的。但是毫無疑問，人類要對樹林的消失擔負最大的責任：它們被砍伐用於制造船只、房屋，用來運輸摩艾，用來燒火取暖，或被燒毀用來做耕地。哈兀哈兀樹雖然沒有滅絕，卻變得極其稀少，以至不能再用來做繩子。至於托羅密羅樹，在海爾達爾於1956年訪問復活節島時，全島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一株在垂死掙紮，只結了幾個莢果。在1962年這最後一株托羅密羅樹也死亡了。幸好海爾達爾把它的種子帶到了瑞典讓植物學家培育。托羅密羅在花園裏生存了下來，並在1988年重返復活節島。
到15世紀時復活節島上的森林已經消失，絕大部分樹木已滅絕。動物類群的變化同樣觸目驚心。所有的陸地鳥類和半數以上的海鳥種類全都滅絕了。在1500年左右，海豚骨頭突然從垃圾堆中消失了。原因很簡單：隨著森林的消失，人們已找不到木頭建造船只，也就再也無法出海捕捉海豚。他們只能在淺海捕魚，使得淺海的生態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甚至連海貝也基本被吃光，而只能吃些小海螺。拉帕努伊人從漁民變成了農民：他們開始註重養雞，雞成了主要的蛋白來源；他們種植甘薯、芋、甘蔗，但是產量越來越低，因為森林的消失必然造成水土流失，在風吹雨打日曬之下，土壤變得越來越貧瘠。人們普遍處於饑餓之中，吃他們所能找到的任何東西，這除了老鼠（波利尼西亞老鼠在島上也已滅絕，現在島上的老鼠是歐洲的），還包括島上最大的動物：人。在後期垃圾堆中，人的骨頭變得很常見。島上最惡毒的罵語是“你媽的肉沾在我的牙齒上”。雖然其他地方的波利尼西亞人也有吃人的惡名，但這是出於宗教或迷信的原因，只是在特殊場合下才發生的。而拉帕努伊人的吃人卻有非常實際的用途：為了補充蛋白質。
食物的產量已無法維持那?多的人口，也沒有富余的食物供應制作、搬運摩艾的工人，大批摩艾半成品被拋棄。也很難有食物能上供酋長、祭司們。原來頗為復雜的社會結構崩潰了，整個社會處於戰亂之中。戰爭在17世紀和18世紀時達到了頂峰，那時候制造的石矛、石刀，還遺棄在現在的地面上。在1700年左右，歷經饑饉、戰亂，島上的人口只剩下了兩千人左右。大約在1770年，拉帕努伊人開始互相推倒屬於敵人的摩艾，砍下摩艾的頭。當庫克船長在1774年訪問該島時，已發現許多摩艾都從祭壇上倒在地上，以至他推測島上一定發生了什?災難。到1864年，當西方傳教士抵達該島時，發現所有的摩艾都已被推倒。
西方人的到來給拉帕努伊人帶來的是更大的厄運。第一次接觸就是以慘劇收場：荷蘭人一上岸，就向圍觀的拉帕努伊人發射了至少30槍，殺死了10到12名拉帕努伊人，其中包括酋長或祭司。另外還有人數不詳的拉帕努伊人受傷。1805年起，西方殖民者開始到島上抓拉帕努伊人當奴隸。起初還只是偶爾為之，1862 年，巨大的災難降臨了。全副武裝的秘魯海盜乘八艘船只而
來，抓走了一千多名拉帕努伊人，男性拉帕努伊人幾乎被一網打盡，包括大酋長及其子女和所有識得朗格朗格和通曉古代傳說的酋長和祭司。這些人象牲口一樣被運到秘魯，賣給了當地奴隸主，充當開采鳥糞的奴隸。在國際輿論的譴責下，秘魯政府不得不命令奴隸販子將這些拉帕努伊人放回，但是此時由於勞累和疾病，這批拉帕努伊人已死得只剩下100人左右了。這些拉帕努伊人在返回復活節島的途中，不幸又染上了天花，在旅途中紛紛病死，只有15人帶著重病最終回到家鄉。這15人也把天花帶到了復活節島。那些僥幸逃脫了奴隸販子捕捉的人難以躲過瘟疫的肆虐。傳說中的創始酋長霍圖·瑪圖阿（Hotu Matu'a）的最後一批後裔死去了，所有的酋長、祭司也都死去了，朗格朗格從此無人認得。島上居民只剩下了數百人。第二年法國傳教士踏上復活節島，輕而易舉地就把災難中的拉帕努伊人都改造成了基督徒，同時也徹底地消滅了島上的文化。他們下令燒毀所有刻有朗格朗格的木板。現在幸存的25塊朗格朗格板是拉帕努伊人偷偷藏下來的。在19世紀70年代幸存的拉帕努伊人紛紛搬到塔希提島，到1877年，島上人口只剩下了111人。1888年也是復活節這一天，智利政府宣布吞並復活節島，將島上大部分土地租給牧羊公司，一直持續到1953年，牧羊使島上土地更加貧瘠。今天的島上人口上升到2千多人，但只有5％的學齡兒童講拉帕努伊語。旅遊業是島上的唯一收入來源。被推倒的摩艾重新被立起來，大棕櫚樹也從智利引進。
在嘆惜復活節島的悲劇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從中吸取教訓，因為復活節島就是地球的縮影。就象復活節島，我們的地球也是茫茫宇宙中一個孤獨的島嶼，而我們也在一點一點地、越來越快地破壞著地球的資源。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不可能發現並搬遷到別的更適於居住的星球。地球是我們唯一的家園。你也許會說，我們不會象古拉帕努伊人那樣愚蠢，連最後一株大棕櫚樹都不懂得保留，還要砍掉。不，古拉帕努伊人並不比我們更蠢。島上大棕櫚樹（以及森林）的滅絕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而是一個經歷了幾十年、上百年的好幾代人的緩慢的不知不覺的過程。當最後一株大棕櫚樹被砍倒的時候，大棕櫚樹早已稀少得失去了經濟意義，沒有人會覺得保留它有什?價值，它的滅絕對島上居民來說並不是什?重大事件，甚至很可能絕大部分人都不會註意到。我們對地球的破壞也是緩慢地不知不覺地發生的，整個過程要比復活節島上所發生的緩慢得多，歷時也長得多。有多少人意識到，就在今天，無比珍貴的熱帶雨林正以每年20萬平方公裏的速度在消失，被砍伐、焚毀轉變成農場和牧場？又有多少人知道，我們正以每年大約5萬個物種的速度消滅著獨一無二的物種？如果不采取緊急的保護措施，到本世紀中葉，熱帶雨林將不復存在。到本世紀末，現存物種的四分之一將會滅絕。地球的龐大並不能使她天然避免復活節島的命運，因為地球再大，也是有限的。
我們有沒有可能避免讓地球重演復活節島的悲劇？這是可能的，因為我們擁有古拉帕努伊人所沒有的兩樣東西。第一，我們有文字，所以我們有歷史，可以研究、吸取歷史教訓，也可以明白地告誡我們的子孫後代。我們一生只能感覺到數十年的環境變化，因而對那些緩慢的環境惡化無法覺察。但是歷史記載能使我們覺察到數千年的環境變化，並讓我們的記載傳之久遠。第二，我們有科學。科學使我們能夠準確地追溯、研究和預測環境的變化，提供防範措施。但是，歷史和科學只有被公眾所接受時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如果公眾不具有環境保護的意識，再好的歷史和科學知識也無法挽救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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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共識」
Freely adopted from the CUHK's newsgroup
梁文道
「國際笑話」已經成了香港書展的特色，要是哪一年沒有鬧出「國際笑話」，香港書展就不算是香港人的書展了。今年的香港書展也不負眾望，開幕第一天，影視處職員就禁掉了一本叫做《愛情神話》的文史著作，理由是它的封面登了一幅西洋油畫《丘比特與賽姬之初吻》，畫裏頭的丘比特和賽姬都是裸體的，不宜兒童觀賞。
書展裏有關道德的議題還不止這一樁禁書事件，三聯書店替曾經寫信給特首請求准許安樂死的癱瘓病人「斌仔」（原名鄧紹斌）辦了一場新書座談會，主題就是安樂死。
座談會嘉賓之一，統領全港公立醫院的醫管局主席胡定旭在會上公開贊同安樂死的合法化。這兩件事表面看來風馬牛不相及，但它們其實是相關的，它們不只反映了香港人處理道德爭論的手法，更能讓我們看到香港人如何理解政府與個人之間的關係。
首先讓我們來考慮禁書事件。影視處已經不是第一次鬧出這種笑話了，從十幾年前的《新人》雕塑要被罩上圍巾，到後來更出名的《大衛像》被判「二級不雅物品」，影視處不只沒有半點改進，其處長鄭美施近日更公開表示他們的職員沒犯錯，只是有待檢討而已。為什麼同類的事情會一再發生？為什麼一再有藝術品只因人體裸露就會被認定不雅？除了影視處的保守落後，除了他們的職員受到的教育和訓練不足之外，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理由可能就是市民的支持了。
就以這一次的《愛情神話》遭禁事件為例，我們可以在傳媒的報道裏發現，儘管絕大部分的受訪市民都不贊成影視處的做法，但還是有一兩個人會覺得那些西方名畫確實是不雅的。數日前，我在另一份報紙的專欄裏批評影視處職員該接受通識教育，翌日即有讀者投書說： 「一本配上大量裸體的書是藝術還是淫穢，社會上仍然存在極大的分歧，所以該（影視處）督察的行為，也未必是梁先生所說的過敏或可笑，可能有人會認為他的行為是去保存香港僅存的一點傳統道德觀念……本人認為，接受了通識教學的人也可以強烈地認為該書傷風敗德，甚至視公認的藝術品為道德墮落的象徵。通識教育的目的就是鼓勵更開放、多角度地思考， 包容不同的意見。」（ 《都市日報》 2007.07.24）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反應？應該如何處理不同意見乃至於不同價值觀之間的分歧呢？
早在1927 年，魯迅就曾寫過以下這一段名言： 「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是否直到如今，中國人對於身體還是如此敏感呢？
與其簡單地斥之為保守反動，我們需要的是更深入更自覺的反省。其實不接受裸體藝術也可以是有道理的，比如說我們可以爭辯，藝術與道德的分野只不過是種西方人的習慣，而且還是個相當晚近的現代現象；中國人不必然要接受這種區分，我們可以堅持把屬於道德範疇的善惡判斷加諸藝術身上，而不輕易追隨西方，把藝術視為一個自有其自律性（autonomy）的獨立領域。我們甚至還可以援引當代美學理論和晚近藝術史的研究，指出藝術和色情的區分並非如現代大眾所想的那麼絕對，就算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其實也充滿了「色慾」（erotic）的張力和暗示。
問題是那些覺得「公認的藝術品為道德墮落的象徵」的市民有提出過這些辯解嗎？沒有，他們只是「覺得」裸體淫穢就夠了。按照同樣的邏輯，我們也可以「覺得」一張山水畫很淫穢，而不用提出任何理據。事實上，我們的社會從未就裸體藝術的禁與不禁開展過一點嚴肅的討論。10多年來，永遠重複一方指摘對手保守落後可笑，另一方則自稱要尊重少數人感受的口水循環。
很多論者都指摘香港社會的道德保守，在我看來，這不只是保守，而且是道德上的犬儒主義，也就是不認真面對任何與根本道德價值相關的討論，盡量避而不談。即使是談，也只不過是那種「你有你的觀點，他有他的角度」式的各自表述，表述完了也就算了，除了再次證明香港是個「多元社會」之外，一無所成。
我們再來看看「斌仔」的例子。其實他提出的安樂死問題是個非常重要的嚴肅議題，很值得社會以至於立法會認真思考。可是3 年多前當「斌仔」致信特首一事曝光之後，我們只見輿論一面倒地和稀泥，又是名人們老調重彈地為他鼓勵打氣，要他熱愛生命；又是社會各界紛紛送暖，要他好好做人。怎料3 年後的今天， 「斌仔」還是堅持「我要安樂死」，經過之前那堆溫情氾濫但膚淺空白的陳腔濫調， 「斌仔」的呼聲實在是一次反高潮。只是他這回現身說法有效嗎？能夠改變香港的道德犬儒主義嗎？恐怕很難。儘管胡定旭非常有勇氣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公開支持安樂死，但是也沒有多少人願意跟進討論。至於政府，當然就是以一句「社會還沒有共識」虛掩過去了事。
「社會共識」，這4 個字真是可圈可點，這個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有「社會共識」的呢？就連人類是否真的上過月球，大家也還沒有共識，何安樂死！偏偏香港人最喜歡的就是「社會共識」，安樂死是否可行，歧視同性戀算不算犯法，什麼時候可以有普選，全部都要到社會有共識為止。在沒有任何「社會共識」之前，我們只能用哄小孩的方法告訴自己，香港真是一個多元社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然後讓斌仔繼續等下去，讓書展每年繼續出禁書，直到天荒地老。
「社會共識」不是一個自然存在的物件，更不是一部只要等待它，它就遲早會來的列車。我們不推進辯論，不勇敢地突進道德議題的論戰，社會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會對裸體藝術和安樂死有共識呢？
在這種懨悶的膠狀底下，那種只要我覺得敗德就是敗德的道德保守派自然會大佔上風（這種保守和一般社會政治哲學上所說的保守極為不同，它是一種從感覺出發，又單純地回到感覺，拒斥任何理性思辯的道德立場）。為什麼？因為我們的政府和公務機構長期浸淫在一種從政治中立的原則衍生出來的價值犬儒的文化氛圍裏，他們不敢也不能主動介入道德價值的紛爭（所以安樂死要等社會共識），他們只能被動地滿足市民。更簡單地說，他們就像一個商業機構，盡量接受市民的投訴，然後好好滿足市民的需要。所以誰去投訴，誰就是贏家。
我不相信社會對「一本配上大量裸體的書是藝術還是淫穢」真有「極大的分歧」，問題只在於哪怕只要有一個人覺得它淫穢，他就可以跑去影視處投訴。然後影視處的職員就不敢妄自憑常識判斷投訴合理與否，而要客觀地按章辦事，將一幅西洋名畫定為「二級不雅物品」。至於其他不覺得那本書有問題的多數市民，就只能坐視自己的自由被硬生生地剝奪了。
那位投書回應我的讀者非常準確地表達了香港這類保守派的虛偽，他們一方面利用投訴而非辯論的方法粗暴地奪走了其他人的自由，讓想看《愛情神話》的讀者看不到書，讓想看足本《秋天的童話》的觀眾看不到完整的電影；一旦受到攻擊，他們卻又反過來以受害者的姿態要大家「開放、多角度地思考，包容不同的意見」。現代社會堅守言論自由的理念是為了要形成更活潑也更能令人長進的公共辯論，但在香港，許多人卻把言論自由這種「公共物品」理解為消費者的私人權力，將它扭曲成了投訴的自由。他們不打算包容其他人獲取資訊的自由，卻要大家寬容他們投訴的自由。
至於影視處這類公務機構，更早更就被港式保守派的投訴文化馴養成了一頭乖巧的警犬。即使還沒有收到任何人的投訴，當他們獲邀去書展巡查時也會自動帶一顆戰戰兢兢的敏感心靈，盡忠職守地找出很可能會被投訴的書籍，事先申禁，這才叫做為市民做到最好的服務型政府。
此外，像《愛情神話》這種書在一般書店是不會有問題的，為什麼對象同樣是0 至100歲的普羅大眾，書店不去主動邀請影視處檢查，書展卻要這麼做呢？理由就在於書展的主辦者貿易發展局也是一個深恐投訴害怕違法的公營部門，比起私營書店經理，他們的職員不見得更保守，他們只是更想避免價值爭論和由此引起的法律訴訟罷了。
只要有一個人「覺得」裸體畫淫穢，直接跑去投訴；只要影視處戒懼地嚴守本分；只要貿發局謹小慎微地邀請影視處在書展開幕前巡查會場，一張完美的禁書路線圖就會出現，書展的「國際笑話」，自然會年年鬧下去。而繪製這張路線圖的墨水則是香港那極度扭曲又極度虛無的道德犬儒主義，認受性成疑因而不敢在道德價值問題上展現領導氣魄的政府，加上一群怯於公共討論勇於舉報投訴的市民，就是這種墨水的最佳生產商。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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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星、皇后與假諮詢
Freely adopted from the CUHK's newsgroup
作者：陳允中﹝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助理教授, Ph.D. UCLA Urban Planning﹞
文章節錄版刊於四月二十八日明報世紀版
當香港400多位文化界、藝術界與學界聯署反對政府拆遷皇后碼頭時，我正好在美國西岸參加一個討論海港規劃的研討會。在會議休息中間，我一邊寫這篇文章一邊跟讀東亞系的加拿大學生聊天。他很困惑的問我:「為什麼香港要拆天星碼頭？好可惜啊！我們全家人都喜愛的碼頭，雖然只到過香港旅行兩次。」我實在想不出好的解釋，只能說：「不是香港人想拆，是香港政府短視近利。」「可是為什麼民眾不出聲呢? 」實際上，民眾己經用很多種方式出聲，甚至上街及絕食抗議都做了，就是救不了這個聞名全世界的香港地標──天星碼頭。
在全世界，保育本來就是一個充滿爭議性的都市公共議題。面對爭議性的公共決策，政府有很多種方法解決。Sherry R. Arnstein 在1969年就己經提出政府可以用八種民眾參與的方法。﹝註一﹞它當時就明白表示「諮詢 (consultation)」只是象徵性(tokenized)的民眾參與方式，因為政府很容易操緃這個諮詢過程。政府可以透過很有限及選擇性的諮詢對像及議題，製造出附合政府既定方案的「民意」。這也就是呂大樂教授批評香港諮詢政治(或假諮詢)己經破產的原因。參與民主 (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精神，就是要政府放權給民眾與社區。把決策與執行的權力越往下放，表示民眾參與程度越高，越附合參與民主精神中的「程序公義」(procedural justice)。這是香港政府還沒有體會到的精神 。David Wilcox 在Arnstein 的基礎上把民眾參與的方法歸成五類。﹝註二﹞最底層次參與是第1, 2 類的「提供資訊」及「公眾諮詢」；越高層次的參與(第3, 4, 5 類)，就更附合參與民主所要求的程序公義。
1. 提供資訊 (information) – 告訴民眾政府到底計劃了什麼
2. 公眾諮詢 (consultation) – 政府提供數個方案，並聽取民眾回應。
3. 共同決策 (Deciding together) – 提供機會給民眾提出意見與方案，共同找出最佳方案。
4. 共同行動 (Acting together) – 組織一個由各持份者/團體組成的委員會，共同決策與執行計劃。
5. 支持自主的社區提案 (Supporting independent community initiatives) – 這是民眾參與的最高境界。規劃由民間主導推動，政府協助共同執行。
任何一個民主政權，都會靈活運用各種不同的民眾參與方式來體現規劃中的程序公義。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主要是屬於第5 類的參與。規劃由社區主導，國家資助。香港的灣仔區民間推動的「藍屋社區保育計劃」也希望能試驗第5 類，由社區自主規劃與管理。但市建局願不願意放權，是主要的變數。
假諮詢
不幸的是，香港的官僚體系還沒有真正受到20年來「民主發展的洗禮」。當官的做任何決定都甚少需要付政治責任。因此，官員沒有壓力要把手中的權力下放給社區及民眾。因此「假諮詢」成為香港官員們最熟悉的「行政慣性」 (如果操縱至精就變成「行政暴力」)，不但可以繼續掌權、控制資訊資源、又可以操縱民意為政府內部己經談好的方案背書。諮詢，只不過是擺一個姿態罷了，因為結果一般跟政府預期的一樣。(假)諮詢就如同小圈子選特首一樣，兩年前就己經知道誰當選了，但形式上還是要把「(假)民主大戲」唱完而己。
香港假諮詢最令人擔憂的還不是「假借民意」那麼簡單，而是幕後操緃的勢力不清楚。有權有勢的利益團體及個人可以輕易的利用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管導影響政府的既定方案。當利益都交換好之後，再拿出去給大家選。這不是香港特區政府發明的，是英殖民政府留下來的「菁英政治」的產物。美國地方政府的研究中稱這種官商(獨缺民眾)共同發展城市土地的方式為「親成長聯盟」(pro-growth coalition)。差別是美式的親成長聯盟必須在一個民主制度內運作，預算還是要民選的地方議會通過，因此表面上規劃還是要強調一定比例的公共使用及公共利益。英殖民政府的「菁英政治」是建立在不完整的民主制度下，所以可以赤裸裸向商業利益傾斜，不太需要考慮公共使用與利益。西九龍及Cyberport 的單一招標方式就是最好的例子。
為了控制諮詢的結果，香港政府提供給民眾的資訊是片面及選擇性的。在沒有「資訊自由法」(information freedom ordinance) 的保護下，政府不需要提供足夠的資訊，民眾只能在政府定好的框架中做很有限的選擇。如此的諮詢其實連Wilcox 第1.類的參與層次 – 提供完整資訊 – 的程度都達不到。我參加過無數次政府辦的(假)諮詢大會，每一次民眾要求都是: 麻煩政府提供更多資訊。官員們每一次都說:「謝謝大家的意見，我們會仔細的考慮」。當媒體的水銀燈關掉後，民眾要求的資訊還是石沈大海。
天星與皇后的規劃問題為什麼那麼令人失望呢？因為它把政府的假諮詢制度問題暴露無疑。更可笑的是，政府其實連假諮詢都沒有辦過就拆了天星。當民眾提出強烈要求保留時，政府知道阻擋不住民意，就把13位抗議者拒捕，連夜把天星碼頭送到堆填區消滅，造成既成事實，不能回頭。
同樣的，皇后的命運也跟香港民眾無關。政府在皇后的「民眾參與」工作中，暴露假諮詢中最壞的結果 – 行政暴力。
一、用技術藉口排除民眾：在政府4月23日提交立法會的文件中﹝註三﹞，明顯的發現政府沒有一次主動向民眾做過任何有關皇后的諮詢，連假諮詢都免了！吸取了天星的經驗，政府不再提及「人人都有意見的集體記憶論述」或「歷史價值」，而把皇后一開始就定位成單純的「技術問題」。每一次都強調天星皇后地下有多少「規劃中的定線」，不能改變，工程很複雜 … 等。4月23日的立法會討論中得知，唯一在合約中受影響的定線是一條政府不願意移動的排水溝! 一條排水溝決定了皇后碼頭必須拆遷的命運。政府使用這種反參與的技巧，成功的把參與對像鎖定在「有技術能力」的專業團體。﹝註四﹞ 原本「民眾參與」的假諮詢，更進一步窄化成極少數「專家參與」的假諮詢。
二、資訊不透明: 政府不公佈填海合約中具體受影響的項目，只是不斷以毀約會賠數億元及傷害香港的商業信用為理由。經多次民間團體的壓力下，才在2007年4 月4日的公聽會上，正式交待原來在第三期填海合約中根本沒有地鐵的任何墜道工程，只有加強安全的40米的機場快線延伸墜道。這40米的機鐵延長墜道離天星鐘樓都有幾十米的距離，更不可能影響皇后碼頭了。這些資訊都是民間團體不斷壓力下，政府才勉強一點一點的透露出來。專業團體都無法掌握政府有限的資訊，一般民眾需要更費力才能理解政府對皇后及維港的真正的計劃。重視參與的專家們都明白一件事，沒有充足的資訊就無法真正的參與。政府明顯的是透過壟斷各種資訊來避免真諮詢，因為民眾掌握越多的真資訊，政府能控制的能力就越弱。
三、地鐵公司是背後的勢力: 雖然政府擁有地鐵超過7 成的股權，但卻無法向地鐵有任何要求，而且還不停的討好地鐵。為了給地鐵很可能不會蓋的北港線進行「預先霸位」，所以利用一個不存在於第三期填海合約中的460米機場快線延伸墜道工程為藉口。換句話說，機場線是不是需要延伸460米、北港線是否需要興建 … 這些大問題連地鐵公司本身都沒有時間表﹝註五﹞，政府怎麼可以為了「先霸位」而拆天星，再拆皇后呢？具可靠消息，地鐵在與專業團體會議中，威脅如果不先在天星及皇后碼頭底下「先霸位」，未來如果要蓋時「可能」填更多的海港，到時填海的責任就要不同意「霸位」的專體團體負擔。在4月23日立法院的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的報告中，代表背後的最大勢力的地鐵人員終於公開表示地鐵對機鐵與北鐵並沒有具體計劃! 當被泛民的立法委員質疑是否有可能永遠都不需要蓋呢？地鐵說香港人口增長減緩，故需求並沒有預期的增加那麼快，故沒有否認未來可能不會蓋天星與皇后底下的地鐵。
皇后假諮詢的結果是政府逼迫少數專業團體接受政府的拆遷重置方案。﹝註六﹞何地重置、何時重置、孫明揚在立法會完全不交待，只說會做廣泛的(假)諮詢。很明顯的，政府只希望借用要為地鐵霸位為藉口，先把皇后拆了再說。當孫明揚4月23日到立法要求撥款時，泛民主派難得出現要求原址保留的聲音，並與官員辯論中明顯佔上峰。不幸的是，在最終投票時，不發言的自由黨、民建聯及少數功能組別代表聯合起來，強行通過。現在孫明揚可以在5月9日向立法院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5000萬元來拆皇后碼頭。
政府有選擇不做假諮詢嗎? 當然有。先進的歐美國家、甚至日本、韓國、台灣都己超越了問題重重的「諮詢」，而轉向「共同決策」、「共同行動」與「支持社區提案」的民眾參與方式前進。唯有香港，在脫離英殖民時期十年後，公共決策不進反退，行政暴力處處可見。其實，香港的民主化指標不能只看普選，更重要的是如何停止假諮詢對生活品質、歷史文化空間與社區網絡的破壞。
註一：Arnstein, Sherry R. (1969) 8 Level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ory Theory. Source: http://www.partnerships.org.uk/part/arn.htm
註二：Wilcox, David (1994). Guide to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 Partnership Books, London. Wilson
註三： 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2007.4.23) 保存中環皇后碼頭的建議及下一步工作 CB(1)1411/06-07(03)。
註四： 可笑的是，長春社與建築師學會因政府不提供所有的技術資料，而無法完全參與，最後也只能跟政府希望的方向走。
註五：在4月23日立法院的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和員會的報告中，地鐵代表 Gibson 明磪表示北港線暫時沒有規劃因為香港人口成長減線。相同的，機場快線也沒有加多班車的預計需求。
註六： 建築師公會己經在4月23日立法會上寫信公開表示並沒有同意政府的D方案，並抗議政府扭曲他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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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死男人
Freely adopted from Yuho Kwok's blog
梁心發現專欄
有人說，女人太獨立，就不需要男人。
我也很獨立，天塌下來也可以擔起半邊天，但是，我從來不覺得男女必須平等也從不渺視男人，男人，其實很偉大，我十分尊重，並且絕對需要男人。
男女平等，我覺得只是女人盡力爭取資源，令女性有機會脫離歧視和次等的一個目標。人人有書讀當然是應該的，但女人在飽讀詩書之後，在平等機會條款保護之下，就不要再糾纏於男女平等的題目。
撫心自問，女性真的希望男女平等嗎？如果平等，女人就不應要求男人要有風度，不應行使ladies first的權利，不應要求「好男不與女鬥」，亦不應把那麼多粗重工作包括提重物、換燈膽、修電器等撥作男人的責任範圍，更不應期望獲得男人的溫柔。
如果男女真正平等，女人就不應對男人有那麼多的投訴。
如果真正文明，就不可以輸打贏要，既爭取男女同工同酬，又認定養家是男人的天職。
我尊重男人，因為深深體會男人承受的壓力，肯定比女人的大，社會給男人的容忍程度相對地低，女人有時候可以行慢一點，甚至停下來歇一歇，但男人不可以。
我需要男人，因為我仍十分享受深愛的男人提供的溫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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